編者按：重慶歌舞團創建于1949年，是重慶解放后組建成立的第一個市屬專業文藝院團，迄今已走過70年的風雨歷程。今天，站在歷史的新起點，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實踐中，在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時代背景下，作為重慶文化的傳播者，重慶歌舞團著眼創作藝術精品、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全方位整合資源等戰略布局，搶占新時代的發展機遇，努力成為西南地區的表演藝術文化傳播高地。
重慶歌舞團的文化基因——巴渝舞的傳統溯源與當代傳承
華中師范大學音樂學院 蘭天文
重慶的文化根脈肇始于巴渝文化，緣起于巴文化，巴渝舞深植其中。盡管學界對“巴渝舞”的源流考證尚存分歧，但正如著名舞蹈史學家王克芬先生指出；“巴渝舞應該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巴渝舞是專指漢高祖定名的巴渝舞；廣義的巴渝舞是泛指巴渝地區地各種民間歌舞。進入樂府、廟堂的巴渝舞無論如何興衰、變遷，或消亡，都不會影響板楯蠻民族民間舞自身的流傳或發展。我相信他們仍按照自己的發展規律，在族人中代代傳承。”（王克芬.獻上一片鄉情,寫下半點心得[A].巴渝舞論[C].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5.）
由此足見，世代生活在巍峨大山和奔流大川之間的巴渝兒女，縱使歷經歲月的滌蕩洗禮與文化的傳承變遷，仍在各個時代追求、體現著巴渝舞的藝術境界與審美特質，這既是巴渝文化的精神內核，也是巴渝歌舞藝術獨特的文化基因。因而，從某種程度來說，頗負盛名的巴渝舞，影響甚至決定著重慶歌舞藝術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一、巴渝舞的傳統溯源
有關“巴渝舞”的源起，載于晉人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里的兩段史料被引用甚多。一則為“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另一則為“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由上所知，巴渝舞早在武王伐紂的歷史時期，因賨人喜“前歌后舞”，而產生具有濃厚地域文化色彩的民族民間歌舞。然巴渝舞之名，直到劉邦興漢時才命名而來。再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看，特定的生存環境和社會現實，對于人或族群的生存及行為有很大的影響力和制約性。據此，早期的巴渝舞源自巴人深層的生存危機意識，尚武即是力證。且通過“巴師勇銳，歌舞以凌”之描述，充分感受到古代巴人強烈的求生意識和反抗外敵的不屈意志，藉由“前歌后舞”的巴渝舞，企圖超越現實與自身的力量，流露出凌厲銳氣之風。
當充滿原始生命情調與尚武之風的巴渝舞被引入漢代宮廷后，突破了滿足現實生存的實用目的，尤經樂舞專人的精心加工，技藝大為提升。譬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舉遞奏。” 又如《漢書·西域傳贊》載：“天子負依，襲翠被，憑玉幾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享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碭及、曼延、魚龍、角抵之戲。” 再如《漢書·禮樂志》載：“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應古兵法。”還如《后漢書·禮儀志》載：“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等。這些被不同史料記載，在不同場合上演的巴渝舞，不僅表現為樂舞自身的藝術發展與成熟，還為漢代的祭典宴饗、彰揚軍威、喪葬禮樂等注入了新的活力與文化基因。
巴渝舞經漢代的整體提升后，其性質和功能、舞名、舞辭及舞曲等隨歷朝歷代而不斷演變。譬如南朝梁不僅存有漢《巴渝舞》所演變的《宣烈》《大壯》舞，還另新制《巴渝舞》。魏初，為適應新的政治形勢與時代需求之際，“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巴渝籍將領李管、種玉的幫助下，理解曲意，從禮樂的角度對巴渝舞進行填詞改造，做《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四篇，統稱為《俞兒歌曲》。魏黃初三年（公元222年），改其名為《昭武舞》。至此，巴渝舞完成了從民族民間歌舞，到最高統治者用于祭祀到武舞的轉化，上升為政治倫理的最高層。后在隋唐被歸入《清樂》，雖隋文帝廢除此舞，而唐高祖李淵時復命樂人學習《巴渝舞》。如《舊唐書音樂志二》載：“武太后之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巴渝》……”上述足見巴渝舞的動態傳承屬性，尤其體現在它的形態和功能，隨著政權更迭和政治需要而作出的相應改變，凸顯出巴渝舞包容性、適應性、整合性的文化特征。
再從巴渝舞的傳承、變遷、發展來看，可歸納出多種類型的巴渝舞。譬如古代的、現代的；宮廷的、民間的；漢代賨人的、漢代宮廷的；三國魏的“昭武舞”、晉代的“宣舞舞”，南朝梁代的巴渝舞、唐代的清商樂巴渝舞、宋代的竹枝詞巴渝舞；歷代的民間巴渝舞，并入戲曲的巴渝舞，以及現代流傳的巴渝舞遺風等等。這些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巴渝舞，一方面從民間歌舞進入宮廷，曾輝煌一時，后又銷聲匿跡，為豐富中華民族文化功不可沒。另一方面，在民間廣為流傳的巴渝舞，以其深厚的藝術魅力與獨有的審美品格，以及開放包容的文化屬性，使巴渝舞具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文化認同力，以及經久傳播力，不啻為巴渝人引以為傲的藝術瑰寶。
二、巴渝舞的當代傳承
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文化自信，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及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并對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堅定的信心。毫無疑問，這種自信就是在對本民族地區文化的整體認知上的理性思考與傳承。因而，具有深厚傳統底蘊和優質文化基因的巴渝舞，具有強大的文化能量，如何更好地傳承與發展，并在當代激活與認同，事關重慶歌舞藝術創作與傳播的出發點與歸屬點。
首先，想要更加深入并全面把握巴渝舞的優質文化基因，就必須重新審視它在當代社會的意義與價值。當前我國對內正處在“艱苦奮斗兩個一百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時代；對外穩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不可阻擋的趨勢引領全球化的新潮流。尤其當我們身處后疫情時代，反觀不同時期的具有歷史文化底蘊的巴渝舞，它隨著社會時代、物質生活、精神需求等不斷發生改變。雖然在祭典宴饗、喪葬禮樂等層面的意義逐漸弱化，但其“陽剛”“驍勇”“戰勝危機”的主體文化因子仍被保存。正是這些積極、樂觀、向上的精神血脈，使其在各歷史階段延承了文化的連續性與地域性特色，構成巴渝文化創造和再創造的人文密碼，并內化、積淀于巴渝人的歷史與身體記憶之中，成為演繹巴渝歌舞，體現獨特審美，傳播巴渝文化，講好中國故事，激發民族認同的當代之需。
其次，對巴渝舞的當代傳承，唯有植根于巴文化的沃土，才能明確“我是誰，我從哪來，要到哪去”，這既是巴渝舞的生發原點，也是充分開掘其獨特性和原創力的源頭。作為將人文與歷史的傳統被延承至今的巴渝舞，為當代重慶的歌舞藝術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底蘊與藝術源泉，這種熔鑄在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創造力中的文化力量，無不彰顯新時代巴渝人的精神內核和價值追求。因而，只有不斷地返回巴渝文化之中，萃取精華，才能再塑新時代巴渝兒女的藝術形象，創造出當代重慶歌舞的藝術精品。
再者，對巴渝舞的當代傳承，不僅要在文化歷史與理論研究層面進行，譬如上世紀90年代開展的“巴渝舞討論會”，與會者包括歷史學家、文學家、考古學家、民俗學家、民族音樂學、舞蹈學等，從考古學、文獻學、歷史文化學的角度，對巴渝舞的歷史傳承與文化脈絡進行了多維度考證。還要以“創作+”為核心，打造重慶歌舞當代傳承的重要路徑。創作者要深層次地挖掘巴文化，擁有更廣闊的視野，并在文化態度上，找到巴渝舞在當代的表達方式。創造性轉化成具體可感的藝術形象，在文化理想、高度與信心上勇攀藝術高峰，使其煥發出中華優秀文化的光彩，推動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文化建設，推出時代與民族魅力兼備的文藝精品。
總之，巴渝舞從戰爭武舞走進宮廷宴饗，再發展到祭祀禮儀，直到作為純藝術欣賞對象的確立，經歷了上千年的漫長歷程。在這文化歷史的長河中，它以極大的親和力與包容性吸收了多元文化因素，構筑其獨特的人文底蘊。作為一種藝術而言，其粗獷剛勁、瀟灑矯健的美學傾向，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更為重要的是，巴渝舞的文化及其舞風、舞容在中國古代歌舞的形成與發展中，深刻影響著后世的歌舞藝術。可以說，巴渝舞隨時代的變化而發展，每一次變化都賦予自身新的意義，也承載著各個時代的文化內涵與精神特質，使其不斷拓展、豐富與更新。這些正是巴渝舞當代傳承與傳播的價值旨歸。
一個時代要有一個時代的藝術，它是政治經濟、社會條件、文化環境、審美趣味等多元因素的全貌體現。重慶歌舞團作為巴渝文化最重要的創造者與傳播者，首當其中應把握獨具世界文化價值的巴渝舞的優質基因，深耕細作，深入挖掘巴渝文化在歌舞藝術中所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和獨特技藝，并結合時代要求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既能呈現出獨一無二的藝術魅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藝術需求，又能弘揚重慶藝術文化魅力，極大提升城市文化影響力，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當代發展與傳播貢獻重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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