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案：2024年3月，重慶方言話劇《書月樓》在山城曲藝場首輪試演。該劇以獨特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山城故事，人物鮮明，臺詞地道，展現了重慶方言魅力，具有濃郁地方特色。重慶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組織青年劇評人觀摩了該劇，并進行了專題評論。
《書月樓》人物形象構建的多元符號呈現
文/重慶師范大學林春皓
“書中月下銘樓史，霧靄消散映赤心。”《書月樓》作為方言話劇，獨具地方特色，“戲”說了一段發生在山城的革命歷史。地道的重慶方言貫穿該劇始末，強化了戲劇語言的豐富性，帶來審美性的提升，同時對劇中的人物性格、身份和背景信息充分的展現與傳達。故事在茶樓中開始，在茶樓中落幕，在茶樓的時空切片中，各色人物的命運在大時代的背景下發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歷史正是千萬命運的交織，紛雜的人物構成了歷史，其中的典型形象構成了故事。《書月樓》劇目中的人物眾多且極具代表性，人物之間復雜的關系與博弈是該劇目亮點之一。導演通過視覺、聲音、空間等多重標志性物象符號建構劇中人物。觀眾則通過對符號約定成俗的“語法”快速解碼，在短時間內了解故事發展脈絡和人物關系，隨著故事線索的推進和人物本心的浮現，觀眾也一同卷入劇中的時代變革。
物象符號建構人物形象
符號系統在戲劇中的運用是多方面的，符號不僅作為語言學的延伸，更是戲劇表達和舞臺呈現的重要手段。其中“非語言符號系統中的視覺符號由于直觀性特征能夠快捷地把信息傳遞給戲劇受眾。”[1]
劇目《書月樓》中涉及到的人物多、關系復雜，其中非語言符號的使用就變得尤為重要。“空間為戲劇文本的一種直接閱讀材料，具體空間乃是一切戲劇文本的客體”[2]劇目《書月樓》六場戲當中，五場均發生在書月樓內，一場在書月樓外。這個吊腳樓中的茶館便是舞臺文本生成的唯一空間，單一的空間場景有助于觀眾將注意力全身心投入人物之間的利害關系之中。同時，作為非語言符號的組成部分，其本身具有直觀信息傳遞的文化符號屬性。吊腳樓是我國南方地區少數民族標志性建筑，將其設置為主要舞臺場景增加舞臺中的審美意趣并交代事件發生的地點背景，“茶館”的社會屬性可自然地引出人物，也為后文作為情報接頭地點做鋪墊。在戲劇符號的運用中，相較于舞臺空間設置，演員的服飾穿戴則包含更多文本之外的信息。“一面是樣式、布料、顏色，而另一面是場合、職業、狀態、方式，或者我們可以進一步將其簡化為一面是服裝，另一面是世事。”[3]服飾符號在戲劇之中能夠直觀地展現一個人所處的時代風貌、性別特征、社會地位，乃至文化背景和個人修養的無聲語言。《書月樓》第二場戲中，左大爺和黃長官來到茶館，拐杖、皮鞋、禮帽，另一邊則是配槍、軍裝、大衣，花蝴蝶的挎包、高跟、旗袍在女性角色中也獨樹一幟。強符號化的服裝道具設置，與茶館中當頭炮等一眾藝人角色形成鮮明對比，結合文本信息和環境信息暗示的時代背景，注定著各自階級的命運。觀眾通過對環境與人物造型的快速解碼了解信息，便可將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演員的表演中。演員通過肢體與神態等行為符號，完成戲劇中規約性、程式化的動作強化所飾演的角色，將其展現給觀眾。觀眾帶著從符碼中解讀出的背景信息觀看，此時才真正地開始走進戲中人物的內心糾葛。戲劇中非語言符號的構建直接關系到劇目的焦點所在，《書月樓》通過巧妙的符號設計，將觀眾的關注點聚焦于人物本身，以此拉近觀眾與舞臺的距離。
文本符號暗示人物命運
文本符號通常指涉戲劇劇本文本，戲劇作為綜合藝術需要對劇本進行審美再創造。因此劇本中的文本符號通過另一層編碼，轉化為戲劇中的各種符號進行表達。
在《書月樓》劇目中，文本轉化的聲音符號是其特色之一，即角色的姓名、人物的對話和特定人物的唱詞。這三種文本符號均由演員通過重慶的方言表達，在揭示劇中人物命運的同時豐滿了人物的形象，完成對其“真實性”的刻畫與建構。“索緒爾把音響形象視作符號的能指，把概念作為符號的所指，二者之間的關系是規約性的，已被語法規則固定下來。”[4]所以地方語言的使用不僅體現著重慶的文化特征，也是劇中人物形象刻畫和結構敘事的主體。《書月樓》中的所有人物都沒有一個常規的姓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意象化代詞，當頭炮、花蝴蝶、左拐子、黃昏子、書齡童、月中仙等。在重慶地方語言表述加持下，這種指代人物的文本變成了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姓名”輔助敘事推進，在表意的過程中催促著人物走向自己的命運。“當頭炮”本是象棋中的術語，在象棋中當頭炮多作為紅方棋士先手對敵方的威脅，劇中當頭炮作為隱藏在茶館中的聯絡員令敵人頭痛不已。其次重慶方言中的“拐”有不正“昏”有不清醒的意思，同樣是通過文本符號對反派人物形象刻畫和最終命運的暗示。書齡童也是人如其名，自幼學習說書為生，危難之際挺身而出有骨氣、講義氣，呼應“書”“童”二字，此外在劇目中書齡童與其他人物對話、說書、唱曲的片段，也作為重要的文本符號建構人物與敘事。“文本設置的符號組合，使聲響產生特定的指示性意義，從而使聲響符號從像似符號轉化為指示符號。”[5]當文本內容與人物事件聯系緊密時，其文本代表某一特定概念或對象的習慣和共識將會被指示的對象取代，這種指示符號的意義是直觀的，不需要共識的建立。《書月樓》第三場戲中，書齡童講書馬超追殺曹操，此時黃昏子正為抓不到共黨而苦惱因而盤問書齡童，后聽出書齡童言外之意而引發鬧劇。曹操、馬超本是《三國演義》的角色，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符號，而在劇中被作為具體形象指代為人物增色，補足敘事。總體而言，《書月樓》文本符號的使用對人物形象的建立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通過人物名稱標簽化的設置，意味深長的臺詞對話，再到唱詞對氛圍的暗示，讓觀眾沉浸其中。
多模態隱喻價值觀念
戲劇實現表達的過程并不是由單一符碼傳達含義，而是需要結合多種傳遞符號信息的方式或模式，各種類型符號組成符號系統的所指即是一個劇目傳遞給觀眾的整體感受。
《書月樓》講述了人物在時代變革的歷史背景下浮沉不定的命運，時代背景是該劇目全部符號解讀的語境，通過文化、歷史、社會背景來理解符號表征的抽象概念和深層含義。“訴諸多元化的呈現方式，多模態轉喻與多模態隱喻利用圖像、文字等模態間的動態互動與融合將抽象晦澀的概念或事件外化為更為形象直觀的多模態表征，極大地增強了語篇意義可解讀性，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讀圖時代’受眾的審美需求。”[6]將《書月樓》敘事所處的時代作為解讀劇目中符碼的語境，便可從其符號系統之中解讀出關于意識形態特定的社會價值觀與信念。《書月樓》中的藝人都因生活所迫慢慢匯聚于書月樓以賣藝謀生，左拐子不擇手段一直想拿下書月樓開辦諸如電影院等其他事業，黃昏子和當頭炮是身處明暗相互對立的兩大勢力。這些是由多元符號復合直觀傳達出的敘事信息。而理解《書月樓》中的多模態隱喻則需要將具象、直觀的符號所指，作為另一符號系統中的能指看待。一心遣散藝人替換書月樓的左拐子；解放前后始終在“書月樓”中賣藝生活的藝人；忍辱負重、忠于黨國的當頭炮；貪贓枉法、虛妄不實的黃昏子，此時人物并非作為角色存在于舞臺，而是由人物隱喻其所在的階級或團體，人物是作為典型階級符號完成對意識形態的敘事。同理，對于某一階級或團體的批判與褒獎也可放置在人物塑造中。例如劇中左拐子，顯然看重利益背離“群眾”，當頭炮通達圓融、收留書齡童等一眾藝人，種種行為不言而喻。借助這種多模態隱喻方式，使得《書月樓》敘事從人物中跳脫出來，從而展現一些宏大概念，但在這種規約性之下，仍然有著觀眾自我解讀的余地，在多模態符號構成中，其釋義本身具有多義性，因此《書月樓》的表達也不局限于意識形態的敘事。
《書月樓》中的人物形象是該劇目特色之一，通過高辨識度的妝造和方言敘事賦能人物刻畫，帶領觀眾進入人物內心，又從多元符號構建的符號體系中隱喻價值觀念和審美意象，使觀眾從人物中抽離之后仍感受到巨大的“后勁”。這種意象呈現是多層次、多維度的，每一個元素都承載著特定的符號意義，共同構筑起一個豐富而復雜的符號體系。這也是戲劇藝術魅力的源泉，是其能夠跨越時間和空間，傳遞人類審美體驗的根本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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